我的知青生活-大众日报数字报

因为从小到大生活在城镇,接触的大都是城里人,到农村后,我最感兴趣的是周围的人。当时的大队书记不到四十岁,矮矮的个子,胖乎乎的,说话行事总是充满了自信。他特别擅长作报告。那......

  因为从小到大生活在城镇,接触的大都是城里人,到农村后,我最感兴趣的是周围的人。当时的大队书记不到四十岁,矮矮的个子,胖乎乎的,说话行事总是充满了自信。他特别擅长作报告。那时候经常在晚上开社员大会,男男女女几百人集合在大队院内,他在点着汽灯的土台子上,一讲就是两三个小时。他有个习惯,讲话时喜欢一个二个地罗列。讲完第一个问题以后,拉着长声说“二(发le音)一个”,往下接着是几个甚至十几个“二一个”,但就是不知道第三个问题是什么。

  大队贫协主任也很有意思,或许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这是个什么官,大队贫下中农协会主任是也。他五十来岁年纪,穿着与其他老农没什么两样,只是竟戴着手表。他又不识字,想知道时间还得让别人看他的表告诉他。我始终纳闷,在那个讲究贫下中农本色的年代,是谁允许他戴手表的。

  还有一个人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,他是“文革”初期从外省一所大学遣返原籍的知识分子,不到五十的年纪,一副老农的打扮,一点也看不出曾经是大学教师。他干农活与其他人一样,只是让人感到“另类”的是,在大队果园干活的人大都时不时地偷吃个苹果,我们也这样,此人却像辽沈战役中解放军对老百姓的苹果那样——“一个也不动”。

  当时生产大队下边还有小队,所谓“三级所有,队为基础”的“队”即指此。我所在生产小队的副队长比我年长不了几岁。当时队长似乎是脱产的,而副队长纯粹是领着干活的。每天早晨,队长派完活后,副队长就带着大伙闷着头干,他又要多出力,否则怎么批评别人。记得当时有分两人一组的活时,他总是和我一组,当然是为了照顾我。

  在农村,务农是第一位的。近两年的时间,山区的各种农活我差不多都干过,春耕、秋种、锄草、打药、施肥、收获,样样不在话下。春天往山地里送肥,推着二三百斤重的独轮车,落不到别人后头;遇到旱情时,挑着上百斤的水抗旱浇地,几里山路,一天要往返几次、十几次,每一次从记工员手里领一粒黑豆,最后算账记工分;秋天装苹果,60斤装的果筐,自己举到肩上,扛着走几十米路,整齐地摆放到拖拉机上:冬天果园深翻,地冻三尺,几个人合力掀开个碴口,把几米见方的地皮翻过来,然后放肆地大吼几声。可惜我是缺乏灵气的人,粗活尚能应付,细活就不行了。比如苹果细分了很多种,像金帅、国光、香蕉、红玉等,有的知青看树枝就能分辨,而我却始终弄不清楚。所以果树剪枝等细活我是干不了的。但我的劳动态度自认为是一流的,从不误工偷懒,当然有时翻地时拄着铁锨发一阵呆,或者借口解手找地方打个盹,这在那个吃“大锅饭”的年代也是很平常的。下乡第一年搞年终分配,我得报酬折合140多元,这在所在大队近三十名知青中名列前茅,我还因此参加了县里召开的知青先代会,很是风光了一回。

  我那时在农村劳动时的打扮,夏天上身是背心,下身是短裤,脚上是俗称“呱嗒子”的简易凉鞋,就是用汽车外胎制作,块把钱一双,极透风、结实、耐穿,现在农村偶尔还能见到;冬天上身是光板棉袄,为防冷有时还扎着绳子,下身是打着补丁的裤子,内着绒裤,脚上是棉鞋。别人看咱是又黑又瘦,但透着精神,俨然一副农民的模样。

  年轻人是有上进心的。知青院里有厕所,大家不嫌脏,不嫌臭,早早起来打扫。有时还争得吵起来,以至于不得不排班轮着,大家做好事的机会均等。食堂里的水缸能装十几桶水,一天劳作回来,大家不顾疲劳抢着扁担就去挑。谁的衣服脏了,一不注意就让别人给洗了。真怀念这种纯真的生活,这些纯真的人啊!

  我一直为自己以一个“文革”后期高中生的学历顶了一个“知识青年”的名而惭愧不安,可就这点知识还派上了用场。有一次搞总结,知青组长让我起草一个稿子,我竟洋洋洒洒写了二十来页稿纸。里面不乏从报纸上抄来的关于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”的内容,还有其他一些我至今都弄不明白的大道理。现在想起来还好笑,以我的文化底子,还敢谈论什么“实践”和“真理”问题。不过后来我到县级党委办公室从事文字工作,这件事可算做我秘书工作的开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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